首页 >> 车速传感器

央地指标拉锯战信号转换器

发布时间:2022-07-22 10:38:19 来源:新田五金网

央地指标拉锯战·

央地指标拉锯战·2011-03-02 16:06:59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分享到:地方政府对快速做大经济规模仍情有独钟,无论是发达地区、正在步入高增长快车道的开发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对大型项目有特殊情结

2011年初,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正在经历一场地方经济规模扩容的拉锯战。

经济规模扩容的主要落点,在于GDP。对于2010年底开始陆续上报的各省经济发展规划,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指出,2011年全国经济增长目标约为8%,多数地区的经济增速目标“过高”,“没有冷静考虑相关环保、能源、资源的承载能力”。

张平的言论并未立刻撼动地方对经济总量的“执着”追求。截至2月中旬,部分省级“两会”输出的数据显示,除北京、上海、广东等较发达地区外,大部分地区预计GDP增速仍将保持一路走高的态势。

GDP等指标的央地拉锯战,只是问题的表象。2011年1~2月,《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赴各省、区、直辖市采访发现,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对快速做大经济规模仍情有独钟,而无论是发达地区、正在步入高增长快车道的开发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对大型项目拥有特殊情结,将此视为扩大本地经济规模并达到结构调整目标的重要路径。

指标博弈

在关键指标上为本地争取更大空间,是“十二五”开局前一段时间,大部分中国地方政府的必做“功课”。GDP增速与节能减排是关键指标中的关键要素。

有数据显示,2011年,至少18个省级政府将本地GDP年度同比增速定位在10%以上。其中,内蒙古、贵州等地预计达到13%,重庆则预计高达13.5%。纵观“十二五”期间的整体增速,虽然不少省份较“十一五”期间增速规划目标有所调低,但绝对增速仍高位运行。广西、福建、山西、黑龙江等近十个省区的“十二五”规划草案显示,未来五年GDP总规模预计将翻番。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岁末年初,“跑部”再度成为各地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在被要求自行调整经济增速规划后,大部分地方政府对于关键指标的“讨价还价”仍在进行中。

“对包括GDP在内的增长指标,以及对经济规模有重要影响的用地指标等,尽可能往高了争取;同时那些对经济增速可能产生制约作用的指标,尽可能争取更低的下限。”上述人士表示。

所谓“可能产生制约作用的指标”,重点是“节能减排”。《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发现,目前节能减排被视为约束地方通过传统模式扩大经济规模甚至倒逼地方政府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约束性指标。而上述发改委人士则表示,新的五年规划开局在即,摆出各自条件与难处争取到哪怕0.5%、1%的指标空间,是大多数地方政府的主要诉求。

以争取到“减负”1%的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其发改委某官员对此颇有感触。按照GDP总量、人均GDP、人均财力等一系列数据,该区节能减排任务本被划分到三类指标,即2015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应降低16%,但内蒙古最终争取到将这一指标降为四类——15%。

一则是因为内蒙古具有欠发达以及民族地区的特点,但这位官员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内蒙古在“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完成指标比国家标准20%高出两个点,这两个点对内蒙古的压力非常大。“但我们自我加压,为国家排忧解难,承担了相当的困难和压力。”该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而对于中央能够考虑到各方面因素,为内蒙古“减负”一个百分点,他则视之为中央对其经济增长的“送温暖”与“厚爱”。

大项目情结

既要规模,又要结构调整与节能减排,这是地方政府在“十二五”时期面临的双重任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竞争更多高端、大型项目的落地,是各地政府觅出的一条二者兼顾之路。

天津市委一官员在谈到天津于前两年拿下“和谐号”检修基地项目时,仍然难抑欣喜之情。2011年天津市的工作部署定位于调结构、增活力、上水平,而这一基地则被视为争取“上水平”项目的导向性案例。该项目资金规模庞大,并要承载华北及东北地区的维修与生产制造任务。该工业区争取到这一项目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率先获得“维修中心”的先机,进而“曲线救国”。

“发展是第一要务,项目是重要载体。”这几乎是湖南全省政府部门的共识。发展较为落后的邵阳、永州、湘西,以及正在快步上升的娄底、益阳、常德,都提出以“超常的力度、超常的速度、超常的进度”,谋划实施更多、更大、更好的项目。

广东的“十二五”规划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内容,没有逃出传统的以大项目为抓手的路子。根据广东省政府的初步部署,2011年,省级重点大型项目37个,地市级重大项目109个。

刚从顺德区委书记转任江门市市长的刘海认为,无论怎么强调产业结构改造升级,也无法忽视大项目的“驱动引擎”功能。

如果说传统增长路径青睐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当下,争夺大型、高端装备制造业项目则成为各地“在增量中调结构”的一大趋势。无论是像天津滨海新区这样进入增长快车道的开发区,还是面临“腾笼换鸟”局面的珠三角地区,抑或内蒙古、湖南等中西部地区,都呈现出这一特点。

南开大学滨海新区开发研究院教授刘刚对记者表示,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路径是地方政府产业升级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过于“热衷”,则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同一个问题——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应表现为大量极具创新动力与能力的高新技术孵化器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大型项目,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型的,都不得不依靠大型企业集团承揽,而“后者往往是现行增长模式的既得利益者,在制度与技术上缺乏创新动力。”刘刚说。

“调结构与扩张增量更多体现为替代关系,而并非很多地方政府高呼的促进关系。”刘刚进一步指出。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正视这一点,舍不得进行更为彻底的结构调整,希望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归根结底还是要扩张规模”。

“经济人理性”驱动

地方政府表现出来的对快速扩张经济规模的钟情,以及就此展开的“拉锯战”,颇具“经济人理性”的特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曾经将“经济人理性”引入政府决策的研究,从而创建了公共选择理论。

“这种‘经济人理性’,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身上,凸显为两条线:对上负责,以及对下负责。”一位2010年从北京派往西部某省财政厅挂职的金融系统官员对记者表示。所谓对上,主要体现是完成一系列政绩考核指标,并力争获得更出色的考核成绩;所谓对下,则是要获得所辖区域内老百姓和地方官员对其工作的支持与肯定。

唯GDP论曾是地方政府过分重视经济增速的重要原因。当前的问题是,近年来各地政府考核系统都在建立一揽子指标,各项考核内容逐渐丰富,为何地方官员仍然难改盯住GDP的老路径?

“重点在于绩效考核中各项指标的组合结构,也就是权重问题。”重庆市政府研究室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员对记者表示。

例如节能减排工作、环保工作,或者保障房、农田水利建设等部分民生工作,没达标是不行的;但即使这些单项指标得了“高分”,在计算“总分”时还要乘以一个较小的对应权重,对于最终绩效的正向贡献不大。

“目前各地考核中,GDP总量、增速排名等经济增长相关指标,仍在最终的绩效核算中占绝对权重。所以别的方面做得再好,一年下来决定你工作成绩的,还是要落在GDP上。”

而将地方政府行为与扩张经济规模栓在一起的另一条线,则是“对下负责”的路径。记者发现,在目前的财税体系下,地方官员履行“对下负责”的任务,也与扩大经济规模、承揽大型项目紧密相关。

“简单地说,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要搞好民生工程,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而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重要一条则是逐渐提高本地公务员系统的待遇,并且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上述西部某省财政厅挂职官员表示,“这些说到底,都落在钱上,也就是财政收入的问题上。”

对此,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记者表示,在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之下,提高地方财政收入与引入大型项目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绑定关系。

“大型项目有两个好处,带来客观的流转税,带来巨大的土地财政。”刘煜辉表示。目前,中国地方税收收入重要来源是以营业税、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

流转税的一大特点是在生产环节征税,这无形中激励地方政府发展产业链绵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重化工、房地产、装备制造等,以期获得更多流转税收入。这一税收收入结构已经体现出越来越大的弊端,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改革方向存在相悖之处。而成熟经济体的政府税收收入则主要来自所得税与财产税。“后二者的税基更多依赖于本地社会财富的积累。”刘煜辉表示。

而更大一块蛋糕,则来自于大型项目、开发园区等名词背后所牵扯到的土地资源整合,这一过程往往在项目开发区及其辐射区域内,带来相当可观的土地财政收入。因此,这一工作也通常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抓手。

渐进式改革

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速与规模的扩张上热情难抑,但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看来,地方最终与中央形成共识,将成为必然。“因为中央仍然在很多闸门上掌握着对地方的控制,例如节能减排指标、土地指标、融资额度等等。”刘元春说。

而上述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人士对记者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拉锯战在各个时期都存在,“十一五”开局前也曾出现地方上报GDP增速普遍超出国家规划水平的问题。

“这里也不排除地方基于‘取法乎上得其中’的思路,有意将计划报高一些;而中央则有意下压一些,两个方向制衡,从而在实际中得到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速。”这位人士指出。“十二五”的经济增速规划也将呈现这个特点,对于央地拉锯战在“十二五”开局前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则需要在未来五到十年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解决。

安邦咨询分析人士认为,中央与地方在税收分成上的博弈,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浓墨重彩予以改革的领域。该咨询公司提供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要进行税制改革,重新设计税种,重新设计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重点是要健全地方税的体系,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

对此,刘煜辉对记者表示,“十二五”期间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可能包括赋予地方部分制定征收税种的决策权力。与此同时,“将财税收入结构从现在的增值税为主,调整为所得税与财产税为主是大势所趋。”这些基于本地企业营业收入与地方居民财产积累的税种,不仅将引导地方政府更积极地发展民生,提高居民收入与完善本地企业生存环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登峰造极的土地财政现象。

在上述重庆市政府研究室人士看来,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指标的调整,也将在“十二五”期间积累量的变化。目前多维度的指标体系逐步完善,而未来应做的是保证落地。

“我们正在研究居民幸福指数如何落实,目前计划由第三方专业调研机构进行居民幸福指数的抽样调查。”该人士透露。

而更加重要的层面,则是逐渐提高环保、节能减排、民生等指标的权重。“只有将这些工作成绩与官员考核真正联系起来,才能让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新考核元素发挥更大作用。”

地方政府表现出来的对快速扩张经济规模的钟情,以及就此展开的“拉锯战”,颇具“经济人理性”的特点。

上一篇:全国主体功能区定位明晰 将列入政府投资下一篇:中国省域GDP赶超多国 区域差异显著

制动系统配件试验机

球接头总成转动力矩测试装置价格

汽车摆臂总成疲劳试验机

钢筋抗拉强度测试仪厂家

WAW微机控制电液伺服液压万能试验仪200吨

友情链接